三年抗疫诗辞，在苦难与坚韧中铸就的民族记忆

诗歌作为抗疫岁月的见证

当新冠疫情以猝不及防之势席卷全球，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诗歌这一最古老、最富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再次成为记录历史、抒发情感、凝聚力量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三年抗疫的艰辛历程中，从专业诗人到普通民众，无数人以诗为剑，以词为盾，创作了大量反映抗疫现实、讴歌抗疫精神、抚慰心灵创伤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抗疫诗辞"文学现象，它们既是特殊时期的文学见证，也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情感容器，抗疫诗辞以其真实、即时、深刻的特质，记录了中国人民在疫情中的喜怒哀乐、生死考验与精神成长,成为一部用韵律和意象书写的民族抗疫史诗。

抗疫诗辞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

中国诗歌历来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每当民族面临重大灾难或历史转折，诗歌总会率先发出时代的声音，从《诗经》中反映战争苦难的《采薇》，到杜甫记录安史之乱的"三吏三别"，再到近代抗战时期的爱国诗词，诗歌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抗疫诗辞正是这一伟大传统在21世纪的延续与创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武汉封城的悲壮决定震惊世界，彼时，身处风暴中心的武汉诗人率先拿起笔，写下"封城日记"式的诗篇，诗人张执浩在《封城记》中写道："一座千万人的城市/突然学会了屏住呼吸"，以简洁而震撼的意象捕捉了历史性的一刻，随后，随着疫情在全国乃至全球蔓延，抗疫诗辞如春草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形成了独特的"疫情诗歌潮"。

这一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为诗歌的即时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诗歌能够迅速回应社会热点；在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疫情环境中，诗歌以其情感真实和艺术提炼，成为人们表达和沟通的有效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生死考验和隔离孤独，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出口,而诗歌恰好满足了这一心理需求。

抗疫诗辞的主题演变与阶段特征

三年抗疫诗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疫情发展和抗疫阶段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主题演变和阶段特征,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2020年初疫情暴发至武汉解封前的"紧急应对期"，这一阶段的诗辞充满悲壮色彩和英雄主义情怀，主题集中于对疫情的震惊、对逆行者的礼赞以及对生命的悲悯，如诗人李少君的《武汉之痛》："长江水啊，今夜你为何如此浑浊/黄鹤楼啊，你为何低垂着翅膀"，表达了对疫情重灾区的深切忧思，大量作品歌颂医护人员"白衣执甲"的英勇行为，如"请战书上的红手印/是冬天里最温暖的花"（《逆行者》）,形成了抗疫诗辞最初的英雄叙事。

第二阶段是2020年4月武汉解封至2022年11月的"常态化防控期"，这一阶段的诗辞主题趋于多元化，既有对复工复产的喜悦，如"口罩下的微笑/是春天最动人的风景"（《复工第一天》）；也有对防疫常态化的思考，如"绿码成了新的护身符/核酸检测成了日常仪式"（《防疫生活》），随着抗疫持久战的特征显现，诗辞中开始出现更多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如隔离生活的孤独、线上教学的困扰、亲人无法团聚的思念等,情感表达更加细腻复杂。

第三阶段是2022年12月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转型适应期"，这一阶段的诗辞呈现出明显的反思特征和治愈倾向，如"三年抗疫如同一场大考/我们交出了怎样的答卷"（《抗疫三年》），同时也有大量作品关注"阳康"后的身心恢复和社会重建，体现出从应急到平复的情感过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抗疫诗辞的艺术性逐渐增强,早期直白的情感宣泄让位于更为含蓄深沉的艺术表达。

抗疫诗辞的艺术特色与形式创新

抗疫诗辞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在语言风格上，大量医学名词、防疫术语被创造性融入诗歌，如"核酸""流调""方舱"等，形成了独特的"抗疫语汇"，诗人廖伟棠在《方舱之夜》中写道："CT值在黑暗中闪光/像我们不确定的命运",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富有诗意的隐喻。

在形式方面，抗疫诗辞打破了传统诗歌的界限，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古典诗词形式被重新激活，许多诗人用律诗、绝句、词牌等传统形式表现抗疫主题，如"白衣执甲赴江城，不斩瘟神誓不还"（《送医疗队出征》）；自由体诗、散文诗、口语诗等形式也被广泛采用，以适应快速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需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句"形式的流行——四行以内的超短诗因其适合社交媒体传播而大受欢迎，如"隔着防护服/我看不清你的脸/但记住了你背上写的/'精忠报国'"（《致医护》）。

在意象创造上，抗疫诗辞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象征系统，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品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绿码、行程卡、测温枪等防疫工具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诗歌意象；连花清瘟、核酸检测等医学行为也被转化为文化符号，这些新意象的创造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为后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生动的文化密码。

尤为可贵的是，抗疫诗辞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始终坚守真实性的底线，与某些刻意美化或简单口号化的宣传文本不同，大多数抗疫诗辞直面苦难，不回避矛盾，真实记录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波澜，体现了诗歌作为"历史的良心"的价值坚守。

抗疫诗辞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

抗疫诗辞之所以能够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源于其在特殊时期发挥的多元社会功能，它起到了情感宣泄和心理疏导的作用，在疫情带来的恐惧、焦虑和孤独中，诗歌成为人们表达情感、释放压力的安全出口，如一位隔离者写道："十四天的窗户/成了我与世界对话的信笺"（《隔离日记》），通过诗意的转化,艰难的隔离体验获得了审美升华。

抗疫诗辞构建了社会认同和集体记忆，通过分享和传播抗疫诗歌，分散隔离的人们获得了情感共鸣和精神联结，许多作品如《武汉加油》《我们一起扛》等成为集体朗诵的对象，强化了"同舟共济"的社会认同，这些诗辞作为第一手的情感记录，为构建抗疫集体记忆提供了丰富素材，未来历史学家或许会像我们今天研究杜甫的"诗史"一样,通过这些诗辞了解普通人在疫情中的真实体验。

第三，抗疫诗辞参与了民族精神的塑造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多难兴邦"的乐观信念，在抗疫诗辞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古诗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鼓舞抗疫斗志的精神资源。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抗疫诗辞是中国当代文化对全球疫情危机的独特回应，它既反映了人类面对共同灾难的普遍情感，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智慧，在全球化的疫情背景下，这些诗辞也成为跨文化对话的桥梁，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抗疫的情感历程和精神力量。

抗疫诗辞的局限与反思

尽管抗疫诗辞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局限和问题，首先是艺术质量参差不齐，大量应景之作缺乏艺术提炼和思想深度，存在概念化、口号化倾向，部分作品停留在表面歌颂或简单抒情的层面,未能深入挖掘疫情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和人性内涵。

题材分布不均衡，关注医护人员和宏观叙事的多，反映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困境的少；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多，探讨疫情引发的伦理困境、心理危机等深层次问题的作品相对缺乏，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我们的诗歌记录了太多'逆行'的壮举，却较少关注'顺行'者的日常挣扎。"

第三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问题，有些作品为了艺术效果而美化现实，回避矛盾；也有些作品拘泥于事实记录，缺乏诗意升华，如何在忠实于现实的同时保持诗歌的艺术独立性,是抗疫诗辞创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随着抗疫进入新阶段，如何避免简单二分法的叙事——将三年抗疫要么完全否定要么全盘肯定，而能进行辩证思考和复杂表达，也是诗人们需要面对的挑战，优秀的抗疫诗辞应当既能铭记苦难，也能珍藏温暖；既能反思教训,也能传承精神。

抗疫诗辞的文学史意义与未来价值

三年抗疫诗辞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现象，其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现，从文学史角度看，它延续了中国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为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艺术活力，抗疫诗辞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必将作为记录时代的经典而被后人传诵。

从文化记忆角度看，抗疫诗辞构建了一种"情感档案"，保存了民族集体记忆中最鲜活、最动人的部分，当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这场世纪疫情时,这些诗辞将提供统计数据和政治文件所无法替代的情感维度和人性温度。

从精神价值角度看，抗疫诗辞所体现的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等精神品质，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将成为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重要资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三年抗疫诗辞恰如一道道精神的年轮，记录了这个民族的苦难与坚韧、泪水与笑容，它们告诉我们：诗歌不仅是语言的藝術，更是生命的光亮；不仅是个体的表达，更是时代的回响，当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这些从苦难中生长的诗辞，将继续以其特有的方式，滋养我们的记忆，启迪我们的思考,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