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火,是从凌晨两点开始烧的。

先是呛人的焦糊味钻进鼻孔,像一只粗糙的手攥住了肺叶，紧接着，热浪舔醒了皮肤，噼啪声从楼下爆开，像年节时最骇人的鞭炮，浓烟已经封住了门缝，张牙舞爪地漫进来，母亲湿漉漉的毛巾捂住了我的口鼻，她的眼睛在昏红的光里，是两潭深不见底的恐惧，父亲的声音从电话里断断续续地传来，被火焰咀嚼得模糊不清：“……坚持……消防……”

坚持,可火蛇已经缠上了楼梯扶手。

我记得的最后一幕,是母亲把我推向那扇窗，窗外，是沉甸甸的、墨汁般的夜，楼下的呼喊声被热浪蒸腾得扭曲变形，没有时间了，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混杂着无边的爱和绝望，坠落，不是选择，是火焰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唯一的“生路”。

风在耳边呼啸,那几秒被拉得无限漫长，却又短暂得容不下一个完整的念头，是坚硬大地的迎击，世界碎成一片空白。

再醒来,已是消毒水气味的国度，身体被石膏和绷带禁锢，每一寸骨头都在呻吟，父母守在床边，眼窝深陷，他们触碰我的手指冰凉，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我活下来了，从四楼坠下，被低层晾衣架缓冲，然后是草坪，医生说，是奇迹。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坠落在了那个夜晚。

我不再害怕黑暗,却开始恐惧灼热的光，夏日正午的太阳、厨房突然窜起的灶火、甚至是一杯冒着白汽的开水，都能让我瞬间僵直，冷汗涔涔，梦里，我不再下坠，而是永恒地困在那间被火包围的房间里，找不到那扇窗，更深的“伤”是沉默，我变得异常安静，害怕任何突兀的声响——汽车鸣笛、椅子拖动、甚至是大笑，那场火灾的巨响，似乎永久地重塑了我对世界的音量承受阈值，母亲后来告诉我，我昏迷时一直在呓语，反复说的不是“疼”，而是“太亮了”和“太吵了”。

父亲卖掉了烧毁的房子,我们搬进一个低矮的、带宽敞小院的平房，新家没有楼梯，窗台很低，一翻身就能碰到踏实的地面，母亲再也不使用明火的蚊香，父亲将家里的电路彻底改造，他们用这种近乎笨拙的方式，试图为我搭建一个绝对安全的堡垒。

时间像一层最轻柔的纱布,覆盖创口，身体上的疤痕渐渐淡去，融入肤色，我能重新奔跑，甚至能和同学玩闹，我们一家也学会了在饭桌上谈论别的话题，偶尔，还会开一个小心翼翼的玩笑，看起来，生活似乎已经“翻篇”。

直到那个秋日的傍晚,社区进行年度消防演习，急促的警报声毫无预兆地划破黄昏的宁静，我正在看书，那尖锐的声音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防御，不是恐惧，不是惊慌，是一种更原始的、来自骨髓的反应——我的身体先于意识动了。

我猛地蹲下,以最快的速度爬向房间的角落，蜷缩起来，双手死死捂住耳朵，整套动作迅速、熟练得可怕，仿佛已演练过千百遍，母亲冲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十六岁的我，缩在墙角，像一只受惊的幼兽，浑身发抖。

她没有说话,没有过来拉我，只是轻轻关上了窗，隔开那呜咽般的警报，她慢慢地，也在我身边坐下，背靠着墙，沉默地陪伴，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刻，没有安慰，因为任何语言都太轻；也没有哭泣，因为最深的泪早已流干，只有那共同的、无声的阴影，投在地上，庞大而真实。

原来,我从未真正“落地”。我的身体逃离了火场，我的灵魂却永远卡在了下坠的途中。 那场大火与坠落，并未随着时间终结，而是转化成一种永恒的“悬置状态”，我不再害怕具体的事物，却对“失控”本身，产生了根植于本能的预警，那尖锐的警报，便是失控的号角。

但就在那个角落,在母亲沉默的体温旁，我第一次清晰地触摸到了这个“悬置”的自己，我不再试图强迫自己“回到从前”，也不再为无法“正常”而羞愧。我接受了自己有一部分将永远停留在那扇窗前，带着对光亮与声响的独特敏感，带着一份过早知晓世事无常的苍凉。

我依然会下意识地检查逃生通道,会在夜晚保持一盏小灯的明亮，不同的是，我不再视它们为软弱的标志，它们是我与那个坠楼女孩的连接，是我存活下来的勋章，也是我理解他人伤痛的密码，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治愈，不是消除伤疤，而是学会与疤痕共生，在曾经断裂的地方，长出新的、更为坚韧的骨骼。

我还在学习着陆,或许，用尽一生，也触不到绝对踏实的地面，但我知道，每当生活的警报再次不期而至，我依然会蹲下、蜷缩、捂住耳朵，只是下一刻，我会试着抬起头，看看身边是否有人，也正需要一份安静的陪伴，我们一起，等待那尖锐的声音过去，等待心跳，重新找回它的节拍。

因为,有些坠落没有终点，它只是教会你，如何在空中调整姿势，如何将恐惧，锻造成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而那场大火，也在我心里烧出了一片空地，正有新的、柔韧的野草，从焦土中，寂静地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