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疫情地图上，每一次本土疫情的暴发，总有几个地名被反复提及，牵动人心：海珠区的康鹭片区、大塘片区，白云区的棠下、三元里，番禺的大石……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城中村，它们，屡次成为广州疫情防控中最吃紧、最复杂的“风暴眼”。

直观重灾区：数据与地图上的焦点

回顾近年来的几轮疫情,重灾区的位置清晰可辨：

• 海珠区凤阳街道康鹭片区：在2022年底的疫情中，这片仅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密布着超过5000栋出租屋、数千家制衣厂及仓储企业，当时阳性病例数占全市极高比例,是防控攻坚的核心战场。
• 白云区城中村聚集带：如棠下、三元里、同德围等地，因人口高度密集、流动性极强，多次出现聚集性疫情,传播链条复杂。
• 番禺区大石街等地：作为重要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和物流商贸活跃地,也时常面临巨大的输入性和社区传播压力。

这些区域并非广州的繁华市中心，却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基底”，它们之所以反复成为重灾区,背后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叠加。

深层剖析：城中村为何易成“风暴眼”？

1. 极致的空间密度与人口规模：城中村“握手楼”林立，巷道狭窄，居住空间高度压缩，一个片区常聚集着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且多为流动人口，极高的人员密度为病毒快速、隐蔽传播提供了温床,传统的流调追踪在此面临巨大挑战。
2. 混合复杂的功能业态：典型的城中村往往是“居住、生产、仓储”三合一，海珠康鹭片区就是典型案例，楼下是作坊或仓库，楼上是宿舍，人员工作、生活高度重合，交叉感染风险剧增，这种“垂直社区”一旦出现疫情，极易形成多点暴发、集中扩散的局面。
3. 基础设施与管理的相对薄弱：尽管广州持续投入改造，但部分城中村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下水道、通风）、公共活动空间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庞大的流动人口也给精细化的社区管理和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应急状态下，物资配送、核酸筛查、人员管控等工作的难度呈几何级数增加。
4. 高度活跃的人口流动性：城中村居民就业灵活，通勤范围广，社交网络复杂，与全市其他区域联系紧密，这使得疫情极易从城中村向外扩散，也容易将外部风险引入村内，形成“双向风险通道”。

广州的应对：在风暴眼中构筑防线

面对城中村疫情的极端复杂性，广州的应对策略在不断进化，核心是 “以快制快”与“精准合围”：

• 快速精准划定风险区：摒弃“大水漫灌”，尽可能以楼栋、单元为单位划定高、低风险区,减少对整体社会运行的影响。
• 调配重兵，下沉力量：在关键时期，抽调大量党员干部、医护人员、志愿者组成突击队，深入城中村一线，承担起核酸筛查、物资配送、秩序维护等重任,弥补基层人手不足。
• “洗楼”排查与数字化赋能：开展“扫楼”“洗楼”行动，进行地毯式人员登记和排查，广泛应用健康码、场所码、电子门磁等科技手段,提升管控效率。
• 全力保障民生需求：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百米”乃至“最后一米”，设立临时医疗点，保障封控区内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这是稳住大局的重中之重。

反思与未来：超越“重灾区”的标签

城中村成为疫情重灾区，暴露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难点，更是城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课题，它迫使人们思考： 如何通过城市更新，系统性改善城中村的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条件？ 如何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实现更精细化的治理？ 如何构建更具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保障体系？

每一次疫情冲击，都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广州城中村的“疫情风暴眼”现象，是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它警示我们，城市的健康与安全，不仅取决于地标建筑的高度和商业区的繁华，更取决于那些承载着大量普通劳动者生活的“基底”是否坚实、有韧性。

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重灾区”，需要的不仅是疫情时的全力攻坚，更是平日里对城市薄弱环节持之以恒的修补、提升与融合，这或许是广州，也是所有快速发展中的大城市,必须答好的一道长期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