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以下航班、车次的旅客，请速与疾控中心联系！”

这样的紧急寻人通告,在疫情反复的三年里，已成为许多人手机屏幕上跳动的焦虑，据统计，仅2022年，全国各级疾控部门发布的“急寻同乘人员”通告就涉及超过100趟航班与车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张密集的移动网络，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排查，以及无数个在忐忑中等待核酸结果的日夜。

当我们为这些高效追踪松一口气时,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大规模的“急寻人”依然成为防疫的常态动作？这百余趟航班车次，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社会联结中那些脆弱的缝隙。

“瞬时匿名”的现代困境

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时代,数字技术让我们理论上从未如此“可被连接”——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社交账号，织就了一张细密的数字足迹之网，但另一方面，现代公共出行系统又制造了奇特的“瞬时匿名”状态。

踏上高铁、飞机，我们与数百名陌生人共享数小时密闭空间，彼此却如同隐形的粒子，除了座位号，我们对他者一无所知，这种高度密集又极度陌生的状态，是传染病快速传播的温床，也使得一旦发生疫情，追溯成本高昂，只能依赖大规模社会通告这种“广撒网”的方式，百趟航班车次的寻人，正是这种系统性脆弱性的集中体现。

信任缺失与信息孤岛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信息壁垒与信任缺失，理论上，实名制购票系统可以迅速锁定每一位乘客，但现实是，信息往往散落在不同机构——航空公司、铁路部门、各地疾控中心之间，存在数据共享的权限、标准与动力障碍，部分乘客因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行程暴露引发歧视或困扰，在填写信息时可能有所保留或误报。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信任问题，当个体对信息收集的目的、保护和使用缺乏足够信任时，信息的完整与准确便大打折扣，每一次“急寻”，都在消耗本就珍贵的社会信任资源；而信任的流失，又可能让下一次信息收集更加困难。

超越“急寻”：构建韧性联结网络

要减少未来“百趟急寻”的被动，需从构建更具韧性的社会联结网络入手，这并非要牺牲隐私，打造全景监控，而是寻求更优的平衡点：

1. 有限共享，最小必要：推动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公共卫生应急信息“最小必要”共享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如隐私计算、区块链）实现关键行程信息的加密、脱敏流转，确保疫情流调时能快速触达，非应急状态下则无法被滥用。
2. 赋权个体，主动防护：推广用户自主管理的“数字行程卡”或健康通行证应用，个人可自主选择上传加密的行程信息，仅在疫情风险确需流调时，经本人授权或法律程序方可解密特定片段，将部分控制权交还个人，能增强配合意愿。
3. 社区网格，常态联结：将应急管理更深融入基层社区与工作单位的日常网格，建立基于自愿的“健康邻里”网络，在突发情况下，能通过平时建立的信任渠道，快速进行精准告知与排查，减少对社会公告的过度依赖。
4. 透明规则，重建信任：公开信息收集、使用、销毁的全流程规则，接受监督，对信息泄露事件严肃追责，让公众看到数据被妥善保护的实证，逐步修复社会信任。

百趟航班车次的紧急寻人,是一次次应急响应的成功，也一次次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的高效运转，不能总依赖事后的紧急动员，真正的安全网络，不在于追踪的力度，而在于联结的质量，它应是隐形的、常态的、坚韧的，建立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信任的双重基石之上。

当技术不仅用于“寻找”，更用于“联结”和“保护”，我们或许才能告别那种面对潜在风险时的集体焦虑，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获得一份更踏实、更自在的安全感，那将是一个不再需要如此频繁“急寻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