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旧货市场，黄坤达蹲在一堆废弃硬盘前，手电筒的光束切开黑暗，他的手指抚过一块2012年的希捷硬盘，表面划痕如皱纹，这不是垃圾，而是数字时代的“陶片”，储存着某个陌生人七年的家庭照片、未完成的论文和早已忘记密码的比特币钱包，作为国内少数专注数字考古的独立研究者，黄坤达在过去十年里,从电子垃圾中打捞出超过500GB被遗忘的个人史。

“每个被格式化的硬盘，都是一座焚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黄坤达这样定义他的工作，2015年，他在广州城中村租下第一个工作室，那里曾是盗版光盘集散地，他从维修店按公斤收购废旧硬盘，用自行改装的设备尝试恢复数据，最初只是技术挑战，直到他恢复出一位去世老人的硬盘——里面是三千多封未发出的情书,收件人是他1968年失散的初恋。

黄坤达发现，中国人的数字记忆存在明显的“断层”，2008年前的私人数据大量丢失，因为那时人们还在用容量有限的U盘；2013至2016年成为“记忆黑洞”，智能手机普及但云存储尚未成熟；疫情三年则催生了史上最密集的数字痕迹，却也因情绪化删除留下最多空白。“我们正在经历集体失忆症，”他在工作日志中写道，“比纸质时代更彻底，因为人们误以为‘删除’等于‘不存在’。”

他的公寓如同数字公墓：架子上排列着恢复数据的硬盘，每个贴着手写标签——“2014·考研女孩·重庆”“2017·创业失败者·杭州”“2020·援鄂护士·武汉”，黄坤达不售卖这些数据，而是尝试联系原主，成功率不足10%，多数号码已成空号，对于无人认领的记忆，他建立了一套伦理准则：涉及隐私的彻底销毁，具有公共价值的匿名归档，去年，他将一批反映城中村变迁的照片捐赠给地方档案馆,填补了官方影像的空白。

最让黄坤达震撼的，是数字记忆的“欺骗性”，他曾恢复一位企业高管的硬盘，表面是光鲜的商务文件，但在隐藏分区里，存着数百张星空照片——拍摄于每个加班的深夜，透过办公室窗户同一角度的固定拍摄。“我们为自己精心建造数字橱窗，却把真正的自我藏在回收站里。”这启发他发起“数字遗物”项目，邀请人们主动保存那些“不完美但真实”的数据。

黄坤达面临新的困境：固态硬盘的物理销毁特性让数据恢复越来越难，端到端加密成为常态，云服务让数据所有权模糊。“未来考古学家将面对更彻底的沉默。”他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说，为此，他开始倡导“数字遗产意识”，设计开源工具帮助普通人定期备份、加密遗嘱数据，他的书桌上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在数字世界活过的一切，不该比沙滩上的脚印消失得更快。”

窗外曙光微露，黄坤达戴上防静电手套，开始新一天的工作，硬盘旋转的声音在晨光中响起，像心跳，像倒计时——既是在打捞被删除的过去，也是在为即将成为过去的此刻，预留一把未来的钥匙，在这个记忆变得如此易碎的时代，他坚持着一种笨拙的抵抗：相信所有认真活过的痕迹,都值得被第二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