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疫情通报与信息泄露的界限模糊

成都市在公布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时，本意是为提醒公众自查风险，及时阻断传播链，部分网民通过碎片化信息拼凑出该女子的详细身份，并将其隐私扩散至社交平台，随后，网络舆论从对疫情风险的关注，迅速转向对其个人生活的指责，如批评其“频繁出入娱乐场所”“生活不检点”等，尽管官方多次呼吁“不传谣、不侵权”,但泄露的信息仍在持续发酵。

隐私权与公共安全：如何平衡？

1. 疫情通报的必要性
   公布确诊患者的行动轨迹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有助于公众自查风险、配合流调，但通报内容应严格限于“轨迹关联地点、时间段”等必要信息,而非涉及个人身份特征的细节。

2. 信息泄露的伤害链
   从“沈阳尹某某”到“成都酒吧女孩”，类似事件反复上演，泄露隐私不仅侵犯公民权利，还可能让确诊者因恐惧网络暴力而隐瞒行程，反而增加防疫难度，正如法律学者指出：“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本身已涉嫌违法。”

   

法律与伦理的双重拷问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对隐私保护设有红线，现实中“群体正义感”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部分网民以“防疫之名”合理化侵权行为,形成对个体的集体审判。

反思：迈向理性与共情的防疫文化

1. 媒体与公众的责任
   媒体应避免聚焦个案隐私，转而关注防控进展；公众需意识到，确诊者是疫情的“受害者”，而非“罪人”，防疫需要科学,而非情绪化的攻击。

2. 完善信息脱敏机制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疫情通报格式，对敏感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同时加大对泄露隐私行为的追责力度，建立“溯源—追责”机制。

3. 强化社会支持体系
   社区与心理机构可为确诊者提供必要支持，减少其因舆论压力产生的心理负担,确保公众健康与社会稳定。

疫情是共同的敌人，不是猎巫的借口
成都酒吧确诊女子信息泄露事件，再次敲响了隐私保护的警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我们既需要高效透明的信息公开，也需坚守法律与伦理的底线，唯有摒弃对个体的苛责，凝聚对病毒的警惕，才能构建真正坚实的防疫网络——这不仅是科学命题,更是文明社会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