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得正紧。

路灯的光在纷扬的雪花里，晕开一团团昏黄，已是凌晨两点，整栋居民楼漆黑一片，只有我家窗户还亮着——孩子高烧不退，额头的温度计显示39.5℃，封控期间，所有道路封锁，救护车需要层层报备，我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听着卧室里孩子粗重的呼吸声,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就在绝望几乎要将我吞噬时,门铃响了。

透过猫眼，我看见一个臃肿的白色身影站在门外，护目镜上结满霜花，防护服上落满雪花，他整个人几乎被白色包裹，像雪人,又像突然降临的天使。

“我是社区医疗组的大白，”他的声音隔着口罩，带着明显的喘息，“刚接到求助电话。”

我慌忙开门，他笨拙地跨进来，鞋套在玄关留下湿漉漉的脚印，来不及寒暄，他直奔孩子卧室，那双戴着三层手套的手，小心翼翼地取出听诊器，手套很厚，他的动作显得格外缓慢,每一个操作都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肺部有杂音，需要紧急处理。”他转身打开随身的医药箱，开始配药，护目镜上的雾气让他不得不歪着头,寻找合适的角度看清针剂刻度。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防护服上的字——不是打印的工整标签，而是用蓝色记号笔手写的：“别怕，有我在”,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孩子因为害怕打针哭闹起来，他没有催促，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贴纸——也是用透明塑料袋精心封好的。“小朋友，这个是给勇敢者的勋章哦。”他的眼睛在护目镜后弯成月牙，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无名的防疫人员,而是一个会变魔术的叔叔。

注射完成后，他坚持要观察半小时，我给他倒了热水，他摇摇头：“不能摘口罩。”就那样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防护服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趁这空隙，我试探着问：“这么晚，您是怎么过来的？路上不是都封了吗？”

“走过来的。”他轻描淡写，“我们医疗点离这里三公里，雪天路滑，走得慢了点。”

三公里，在深夜的暴雪中，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我这才发现，他的裤腿已经湿到大腿,鞋套早已磨破。

“您贵姓？”我问。

他在空中画了个“王”字，然后又摆摆手：“叫我大白就好，大家都这么叫。”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接到我的求助电话时，王医生刚结束十六小时的核酸检测工作，他本可以安排第二天早上再来，但听说孩子高烧不退，二话不说就背上药箱出门，路上因为雪太厚,摔了好几跤。

观察结束，孩子体温开始下降，他起身告辞，留下一些退烧药和注意事项，送他到门口时，我突然哽咽：“谢谢您，真的……”

他回头指了指防护服上的字：“别怕，有我在，这不是写着嘛。”

那个白色的身影缓缓消失在楼梯转角，我站在窗口，看着他重新走进漫天风雪，街灯把他臃肿的身影拉得很长，那抹白色在漆黑的夜里,亮得让人想哭。

多年后的今天，当生活早已恢复如常，我依然会想起那个雪夜，那个叫“大白”的人，他让我相信，即使世界被冰雪覆盖，总有一些人会踏雪而来，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另一个陌生的生命，他们不曾留下名字，却让“大白”这两个字，成为了一座城市共同的记忆——关于守护，关于希望,关于雪夜里那抹最纯净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