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清实录》，乾隆三十三年的条目里埋着一行冰冷的字：“杨州役情，着加意抚恤。”寥寥数字，像一滴迅速干涸的墨迹，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盛世奏章中，这被官牍简称为“役情”的二字背后，是一场席卷扬州、历时经年的特殊“疫情”——它不是瘟神降灾，而是权力与财富合谋催生的“人役之疫”。

所谓“杨州役情”，实为乾隆朝盐政、河工、南巡三大巨役叠加于扬州一城所引发的系统性社会危机，两淮盐政的浮费贪墨已到触目惊心地步，盐商为应付摊派与谋取“窝本”，将成本转嫁灶户与百姓；黄河夺淮入海，年年决口的梦魇迫使朝廷连年征发数十万河工，扬州正当其冲；而乾隆皇帝的屡次南巡，更将这座商业都会变成了展示盛世的巨型剧场，沿途修建行宫、点缀园林、迎銮供奉，每一项都是吸吮民脂民膏的无底洞。

这三大役如同三条绞索,勒紧了扬州的脖颈，史料中开始浮现令人心悸的碎片：江都县“丁壮亡徙过半”，甘泉县“市肆萧条，多闭户者”，这不是天灾，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疫”——一种由权力无限征敛、徭役恶性膨胀所导致的社会机能衰竭症，盐商在挥金如土举办“春台班”迎驾时，城外河工正因克扣工食而“疫病相仍”；皇帝在瘦西湖畔题写“诗意江南”时，漕运码头上累毙的夫子正被草草掩埋，朱彝尊笔下“广陵繁华今倍昔”的扬州，皮下已是流脓的疮口。

更可悲的是,这场“役情”在历史叙述中被有意地“治愈”与遗忘，朝廷的“加意抚恤”多是具文，地方志书则轻描淡写，将惨状归咎于“时气”或“刁民惰力”，真正的“疫情”根源——那种将人力视为无限资源、为彰显盛世可牺牲万民膏血的权力逻辑，从未被反思，扬州就像一件华丽的龙袍，内里爬满了虱子，而帝国只愿展示袍上的金线。

当我们凝视“杨州役情”这四个字，它仿佛一面幽暗的镜子，照出了所谓“盛世”的另一副骨骼，它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有紫禁城的琉璃瓦与《四库全书》的墨香，更有无数无名者被碾碎时的呻吟，这种“役情”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改换了名目，潜伏在每一个将宏大叙事凌驾于个体福祉之上的时刻。

今日重提“杨州役情”，并非仅为掀开一道旧伤疤，而是为了追问：我们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中那种周期性的“社会疫情”？答案或许就藏在对待每一个普通人的态度里——当制度不再将人视为达成某种宏伟目标的“代价”，当发展真正以人的生命与尊严为尺度，那种古老的“役情”，才会真正成为历史的尘埃，扬州的月光曾照亮过无数诗人的酒杯，也该照亮这条从历史苦难中淬炼出的、通往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