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西安城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沉默而巨大，这座明代留下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和平年代第一次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履行着它的原始功能——将内外分隔，城墙之内，是定量供应、严格配给的城市；城墙之外，是集体食堂渐次熄火的乡村，粮食调拨的马车在城门口排成长队，持枪士兵仔细核验着每一张调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寂静。

护城河的水位异常低落,露出深色的淤泥，有附近的居民在淤泥中寻找着一切可食之物：萎蔫的水草、瘦小的螺蛳，甚至树皮，城墙根下，原本熙攘的早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零星蹲坐的人，面前摆着几件家当——一个搪瓷盆、一件半新的棉袄，希望能换回些许粮食，城墙上“总路线万岁”的标语依然鲜红，但下方斑驳的砖石，却映照着行人菜色的面容。

大雁塔的钟声依旧准时响起,但慈恩寺的香火稀疏了许多，信仰无法充饥，但精神需要寄托，一些老人仍会蹒跚而来，在佛前长久地跪拜，祈求的或许已不是往生的极乐，而是现世的一餐温饱，碑林博物馆的石刻冰冷如昔，颜筋柳骨间记载着盛唐的丰饶，与当下的窘迫形成无声的对比，知识分子和干部们被有组织地参观，讲解员的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强调着历史的辉煌与克服暂时困难的决心。

而在那些深宅大院和单位筒子楼里,另一种生活逻辑在精密运转，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这些印着年份和月份的小小纸片，成为比货币更硬的通货，家庭主妇们需要运用惊人的计算能力和人际关系，才能勉强维持一个家庭不至于溃散，夜晚，许多窗口亮着微弱的灯光，人们早早躺下，以保存体力，抵御无时不在的饥饿感，交谈的内容，渐渐从时事政治，缩回到最具体的生存技巧：哪种野菜毒性小，如何将玉米芯磨得更细。

工厂的机器并未完全停转,但节奏明显慢了下来，西安火车站，这个陇海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依然有列车南来北往，但运载“跃进”成果的列车少了，更多的是运送人员的专列——一批批人被动员、被组织，前往更困难的地区支援，或者进入广袤的西部，月台上的送别，少了往日的豪情，多了沉重的叮咛，汽笛长鸣，撕开凝滞的空气，也撕开无数家庭的生活。

1960年的西安,是一座在巨大张力中保持平衡的城市，古老的城墙见证过无数战乱与繁华，但那一年，它见证的是一种无声的、日常的、关乎最基本生存的坚韧，饥饿是真实的，但一种沉默的秩序和惊人的忍耐力，同样真实，人们在体制的框架内，动用一切传统的智慧和非正式的渠道，编织着一张细密的生存之网，口号标语依然描绘着宏伟的蓝图，而锅碗瓢盆之间，则是另一个关乎呼吸与温饱的西安。

这一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在这座古城发生，有的只是千万个普通人，在粮食与政策的夹缝中，日复一日地丈量着生命的韧性，城墙的阴影拉得很长，它投下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匮乏，更是一个民族在极端境遇下，那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近乎本能的生存意志，当后世论及西安，多是周秦汉唐的雄风，而1960年的西安，则是一段沉潜的暗流，它不动声色地，在城市的肌理与集体的记忆深处，刻下了另一类难以磨灭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