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董佳继的那个下午，阳光斜照进略显简陋的会客室，这位年近六旬的退休钳工，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节粗大，布满经年累月留下的细微划痕与洗不净的机油渍，他开口，声音平缓，带着一丝金属摩擦般的沙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他的叙述，像一条沉静的河，缓缓流过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这片最广阔、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河床，正是在这平实的叙述中，一个时代庞大机器的内部齿轮，发出了它最真实、最细微的嗡鸣。

董佳继的故事，始于1983年一家国营重型机械厂的招工。“那时，能进厂当工人，就是端上了‘铁饭碗’。”他回忆道，眼神里有种遥远的笃定，他的青春，与厂区高耸的烟囱、轰鸣的机床、充满钢铁与机油气味的车间紧密相连，他描述如何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十八元，给母亲买了条围巾；如何与工友在集体宿舍里争辩国家大事，又在深夜饥肠辘辘时分享一罐咸菜，这些细节，拼贴出一代产业工人共同的精神肖像：以厂为家，以手艺为荣,将个人命运毫无保留地焊接到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钢铁框架上。

时代的转向往往比机床的齿轮更为冷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浪潮席卷而来，董佳继所在的厂子未能幸免。“‘下岗’两个字，像铡刀一样落下来。”他顿了顿，喉结滚动，那是他人生中最晦暗的章节：一夜之间，身份剥离，生活失重，他蹬过三轮，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扛过水泥，采访中，他并未渲染苦难，只是平静地叙述如何为了女儿的学费，在寒冬凌晨守着一个小小的早餐摊。“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我们有我们的活法。”这句话，他重复了两遍，像在说服自己,也像在总结一个时代无数沉默个体的坚韧。

新世纪伊始，凭借过硬的技术，董佳继被一家民营机械公司返聘，他从操作工变为技术指导，见证了“中国制造”从粗放到精细的蜕变，他谈起第一次接触数控机床的茫然，到后来带着年轻徒弟攻关技术难题的自豪，他也谈到环境污染、房价高企、人情淡漠这些新时代的“褶皱”。“我们那会儿，车间里谁家有困难，大家伙儿都伸手。…好像都忙着赶路。”他的困惑，是传统共同体伦理在市场化、城市化洪流中遭遇的普遍性迷茫。

采访接近尾声，我问他对“工人”这个身份的理解，他想了很久，说：“以前觉得，工人就是螺丝钉，国家把你拧在哪儿，就在哪儿使劲，现在觉得，工人更像……像河床里的石头，大水（他指指时代）冲过来，你得扛着，被磨圆了棱角，但底下的泥、沙、水，都得从你这儿过，你不动，但水流的形状，有你一份。”

董佳继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时代人物”，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但他的人生轨迹，恰恰精准地丈量了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发展的纵深与沟壑，他的光荣与梦想，阵痛与彷徨，适应与坚守，是亿万普通劳动者命运的缩影，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宏大叙事，终究是由无数个董佳继这样具体而微的生命体验编织而成，他们的汗水、泪水、沉默与叹息,共同构成了时代最厚重的地质层。

聆听董佳继，就是聆听一部“普通人的史诗”，这部史诗里，没有绝对的英雄与反派，只有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存、奋斗与理解，它或许缺乏戏剧性的高潮，却拥有一种直抵人心的真实力量，在追求速度与传奇的今天，这样的采访与记录，如同一次珍贵的“精神考古”，让我们得以触摸时代肌理中最坚实、最温热的那个部分，并从中获得理解当下、走向未来的某种重要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