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役情”——这四个字在历史长河中几乎被盛世华章所淹没，公元280年，西晋大将王濬的楼船冲破东吴铁锁，三国归晋，太康时代拉开序幕。《晋书》记载当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在这幅图景的阴影处，“役情”二字却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悄然渗出血色。

太康之治的赋役制度，表面上承袭曹魏租调制，实则暗藏玄机，按《初学记》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数字看似规整，背后却是层层加码的劳役网络，农民不仅需要缴纳实物，更需承担修筑宫殿、开凿运河、运输粮草的力役，洛阳城的金碧辉煌，太康年间广通渠的蜿蜒千里,每一寸都浸透着征夫的血汗。

更为隐秘的是“情”字的双重含义——既是“情况”之“情”，更是“民情”之“情”，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颁布占田制，表面上限制豪强兼并，实则将农民牢牢绑定在土地上，农民“出生即入册，成丁即服役”，形成了一张无形的身份牢笼，当朝廷为太康盛世歌舞升平时，民间却流传着“三月修河堤，五月戍边关，十月未得归，家中田已荒”的哀歌，这种制度性疲惫，正是“役情”最残酷的体现——它不仅是身体的劳役,更是希望被剥夺后的精神困境。

历史惊人地相似，太康年间频繁的自然灾害成为压垮民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康五年（284年），青、徐、兖、豫四州大水；太康六年，南阳大水；太康七年，雍、梁州疫疾，每一次灾害后，不是减免赋役，反而是加征“应急粮”“修堤赋”，朝廷的救灾文书与加征令往往同时抵达乡亭，形成荒诞而残酷的对比，这种“灾后加役”的模式，使得“役情”与“疫情”“灾情”交织,编织成一张天罗地网。

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挣扎更令人扼腕，敦煌出土的《晋太康四年残券》记录了一个叫王羌的士兵，他被征发戍边前，不得不将家中仅有的三亩桑田抵押，换取路费与安置家人的粮食，券书末尾有一行小字：“若得生还，田可赎；若死异乡，田归债主。”这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契约，在太康年间并非孤例，而《华阳国志》中则记载了益州农民李襄的遭遇：因无法同时完成运粮役与耕种自家田地，妻子被迫改嫁，老母饥病而亡，当他服役归来，面对家破人亡的惨状，最终投江自尽，这些被史书省略的个体悲剧，正是“太康役情”最真实的注脚。

从制度层面审视，太康役情暴露了传统盛世的内在悖论，西晋朝廷为巩固统一、彰显国威，必须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与边疆经略；而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又无法承受连续的重役，当朝廷选择以牺牲农民休息权利来换取发展速度时，短期繁荣下已埋下社会断裂的种子，太康后期，流民问题逐渐凸显，各地“逃役者众，田畴荒废”,正是系统反噬的开始。

回望太康役情，它不仅是西晋由盛转衰的预警信号——此后不过三十年，八王之乱爆发，中原再度陷入血海——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镜鉴，它提醒我们：任何忽视民生基本承受力的“发展”，任何将人物化为工具的“治理”，无论包装得多么华丽，终将付出沉重代价，那些被湮没在“太康之治”赞歌中的叹息声，穿越千年依然振聋发聩：真正的盛世，不在于宫阙的宏伟与疆域的辽阔，而在于最普通的农夫能否在劳作之余,看见明天的希望。

当我们在史书中读到“太康”二字时，不应只想起“天下无穷人”的溢美之词，更应听见那些沉默在时光深处的喘息与叹息。“役情”二字，如同一枚时间的胶囊，封存着关于公平、尊严与可持续发展的古老追问——这些追问,至今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