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的疫情，我们记住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

当202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类似乎完成了一次集体性的历史翻页，商场里摘下的口罩，机场取消的体温检测，新闻里消失的感染数字，都在暗示着这场持续三年的全球灾难正在退入记忆的迷雾，在"上一次的疫情"这个时间标记背后，我们究竟记住了什么？又选择性遗忘了什么？这场世纪大流行留给我们的，远不止是病毒检测盒和疫苗研发技术，更是一面照见人类文明脆弱性与韧性的明镜。

回望2020年初,当新冠病毒开始在全球肆虐时，人类社会展现出了惊人的应急适应能力，中国武汉的"封城"决策创造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行动，意大利阳台上的集体歌唱展现了艺术对抗恐惧的力量，全球科学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共享研究数据，这些片段构成了疫情记忆中最明亮的部分——人类在危机中的团结与创造力，英国《自然》杂志统计显示，2020年全球发表的冠状病毒相关论文数量是2003年SARS时期的100倍，这种知识共享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我们记住了这些高光时刻，因为它们满足了我们对"灾难叙事"的期待——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分裂中见证团结。

记忆总是选择性的,我们更容易遗忘的是那些暴露系统脆弱性的尴尬事实，疫情初期，发达国家抢购医疗物资的"疫苗民族主义"撕下了全球化合作的美好面纱；不同收入群体在居家办公可能性上的巨大差异，揭示了所谓"我们同在一艘船上"的虚幻；而边缘群体——从无家可归者到监狱囚犯——异常高的死亡率则暴露出社会保护网的巨大漏洞，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曾警告："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却又彼此无知的世界里。"上一次的疫情将这种认知失调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事后我们却更愿意记住那些令人欣慰的团结场景，而非这些令人不安的断裂。

在个人层面,疫情记忆同样经历着奇特的筛选过程，许多人怀念那段被迫放慢的生活节奏——家庭时间增多，通勤消失，天空变蓝，这种"怀旧滤镜"下的记忆，过滤掉了同时存在的焦虑、孤独和经济压力，美国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大脑对集体创伤的记忆存在"峰终效应"——我们主要记住事件中最激烈的时刻和最终结果，而中间漫长的煎熬过程则被压缩甚至遗忘，这解释了为什么三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论"上一次的疫情"时，常常简化为一连串标志性事件：首次封城、疫苗问世、防疫解除，而将那些日常性的挣扎——比如反复的核酸检测、抢购退烧药的恐慌、无法探望病重亲人的痛苦——推向了记忆的边缘。

更值得警惕的是制度性遗忘,当各国政府急于宣告"疫情结束"时，那些为应对危机而建立的临时系统——应急医院、病毒监测网络、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正以惊人的速度瓦解，日本在2023年解散了"冠状病毒对策分科会"，美国让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自然终止，许多国家削减了流行病预防预算，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集体行为，恰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警告的："人类社会对瘟疫的记忆很少超过一代人。"我们正在重复历史上每次大流行后的经典错误：将特殊时期的应急措施视为永久变革，却未能将危机中获得的洞见转化为持久的制度创新。

上一次的疫情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或许是：记忆的政治学决定了未来的安全性，挪威学者斯文·林奎斯特在《灭绝的历史》中指出："社会对灾难的记忆程度，与其预防下一次灾难的能力成正比。"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病毒监测和医疗应对系统，更需要创造性地保存疫情记忆——通过博物馆、纪念日、教育课程等多种形式，让这段历史保持鲜活，而非沦为教科书上干瘪的几段文字，德国在二战后通过细致的历史教育和对大屠杀的持续反思，成功将国家耻辱转化为防止极端主义再起的免疫系统，类似的，我们对"上一次的疫情"的记忆方式，将直接影响下一次全球健康危机来临时社会的反应能力。

站在后疫情时代的门槛回望,那个戴口罩、保距离、亮健康码的世界已经显得陌生而遥远，但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记忆的淡化，而在于教训的流失，人类历史上每次大流行后的和平间歇期，都为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疫情埋下了伏笔，14世纪黑死病后欧洲放松公共卫生建设，导致了后续鼠疫的周期性暴发；1918大流感被一战叙事淹没，造成半个世纪内流感研究的停滞，我们如今对"上一次的疫情"的记忆处理，正在书写着未来某本历史书上的评价——那将是对我们这代人远见与责任感的最终审判。

当下一代人问起"上一次的疫情"时，我们能否给出超越病例数字和防疫措施的深刻回答？我们记住的，是否足以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遗忘的，又会以何种方式回来困扰人类？这些问题没有即时答案，但它们构成了衡量疫情真正遗产的隐形标尺，在记忆与遗忘的拉锯战中，人类对自身脆弱性的认知程度，或许才是决定我们能否在下一次全球危机中表现得更好的关键变量。